的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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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９期

·史实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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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阳　湘

　　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但后来，地区的党史机构和学者误将与选举舞弊案联结，并否认其正式代表身份。对此，方面几无回应，部分论著观点与方面类似。笔者因撰写《在广州》一书，较广泛地查阅了有关史料和论著，现就这个问题略作考证与辨析，以澄清某些不实之词。



地区学者李云汉说：实则、夏曦自１９２３年夏“回湘尚未及半年，不仅未能发展之组织，且又不与党员联络，终日躲躲藏藏，不敢露面”。他们之所谓被“推选”

④

又为代表，实际是自吹自擂的“毛遂自荐”。

如，李戡的近著《员》认为：等人在竞选代表一事上并未经正当程序⑤。

（二）方面的表述与反应

方面的指控可谓相当严重。但方面有关党史研究机构，几乎未作正面回应⑥。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则说：《中国党湖南历史（

３号通告，首先在湘区委根据第１

党员、青年团员较为集中的长沙、安源大力发展组织，组织国动委员会；召集长沙、安源分支部会议，推选、夏曦、袁达时为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以湖南为例的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近代乡贤治理资源的检视及综合利用研究”（１７ＢＺＳ０８１）的阶段性成果。

文献》第８辑，台北“”文①　罗家伦主编：《

物供应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１０１页。

国父年谱》②　中国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９６５年，第９９１页。下册，１

中华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６月），③　《

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从容共到清党》，及人书局，１９８７年，第④　李云汉：《

２６１页。

员》，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⑤　李戡：《

２０１４年，第８５页。

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和《传⑥　《

（１８９３—１９４９）》均提到出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未提及代表资格问题。参见《毛泽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文献出版社，东年谱（

２０１３年，第１１７、１１９页；《传（１８９３—１９４９）》，９９６年，第９４—９５页。文献出版社，１

一

出席一大，身份是在湖南由地方组织选出的代表。在当时公布和后来档案史料收录的一大代表名单中，均为湖南的“推派代表”。应该说，这是党史机构和学术界也都公认的，甚至在国

①

民党“迁台”之后，也曾沿用。

（一）方面的否定与质疑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地区的党史机构认定代表资格的取得存在舞弊行为，甚至指斥为“非法”。例如，党史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有机构编纂的《国父年谱》１专条：“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省代表选举发生舞弊情事，代表等被剔除，

②

。这就将与选举舞弊案惟准列席大会”

联结，并否认其正式代表身份。方面编纂的《中华史事纪要（初稿）》，除附和上述观点外，还收录了临时历次会议的处理决定，并说：分子夏曦、、袁达时三人冒称代表，“上海执行部遂揭发其假冒

③

。行为”

地区学术界也持同样的观点。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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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

学术界涉及这个问题的论著所持观点与方面类似。例如，《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收录的“准湖南省推选代表列席第一次大会（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４日）”说：“湖南所选出之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

②有关林伯渠研究的论著，较为但有发言权。”

学者李云汉也承认，“上海本部改称执行部后，

⑥。据此，亦曾通告湘省办理大会代表之推选”

湖南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夏曦、袁达时当选，均系跨党的党员。

关于一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与产生办法，早就有明确规定。１９２３年１０月，孙中山组织临时执行委员会，并特派廖仲恺等筹备改组事宜。廖仲恺随后召集会议０讨论党务改组，起草改组计划书。到１月底，临时发出通电，预先知会海内外党部选派代表，“来粤出席大会，内地各省，定每省代表六人，其中三人，由总部指派，

⑦。余三人，则由各该省自行推举”１１月２４日，

详细地记述了这起代表资格风波之始末及处理情况：等在湖南当选的三名代表报至广州临时后，在粤的湘籍员反对他们出席，后经林伯渠、谭平山等多方活动使问题获得解决：等三人按“海外分部

③。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

此外，国内外学者合编的《廖仲恺年谱》摘录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关于湖南代表资格问题的几次决定，最晚一次的结论与方面一致：１月１４日，廖仲恺出席临时６次会议。总理孙中山出席并主持会议，讨第２

论了湖南选举代表案，“总理将获票最多数十二人选派林祖函、罗迈、邹永成三人，并同时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三人；至在湖南所选出之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

④。其列席，但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广东区委向三届一中全会报告了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定于明年正月举行，

⑧。每省６人，海外华侨有支部者代表１人”

到１１月２６日，临时第１０次会议设定代表总额：２２省，各６名代表；海外总支部、支部，约１２名代表。合计代表名额１４４

⑨１人。２月２日，临时第１３次会议

进一步明确“指派代表”的产生办法：“照案由总理每省指派三人，由上海本部介绍同志六人，须于接信后一星期即行将介绍人寄到，同

瑠。瑏时由本委员会介绍若干人，以备总理拣派”

这就有两个问题需澄清：第一，是否涉选举弊案？第二，等三人最终是否仅是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

①②③

《中国党湖南历史（１９２０—１９４９）》第１卷，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参见《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４—８５页；戴柏汉主编：《青年与他的湘籍师友》，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３９页；王渔等：《伟人之初：林伯渠》，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二

下面主要根据当时《广州日报》报道和党史档案（包括方面论著中收录，对等人的一大代表资格的史料）

问题进行梳理和辨析。

（一）代表选举办法及其演变

是按临时的明确规定在湖南当选为一大代表的。１９２３年９月，“因事赴湘”，后以党部“筹备员”身份留在长沙。９月２８日，写信向上海本部总务部彭素民、副林伯渠汇报筹备组织的进展与计划，

⑤随后，长并要求将筹备员“委任状”寄来。

④⑤⑥⑦⑧⑨瑠瑏

〔美〕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３６页。

《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２４页。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２６１页。

《改组近闻》，《广州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３１日。

《文件选集》第１册，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９６页。

《中华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６月），第７４７页。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第１７５８页。

沙、宁乡等支部和湖南总支部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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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在后来公布的一大代表名单中，各省、特别区（广州、上海、北京、汉口）的代表名额基本符合前述分配标准。（１）指定代表，各省区多为３名；超出３人名额的省区为奉天（辽宁）４名，河南５名，湖南６名。（２）推选代表，少于３名的有陕西１名，四川２名，奉天、甘肃、、、蒙古均为零，显系无法组织推选之故；多于３名的是上海４名，湖南、江西各６名。这样，湖南的指派代表和推

①选代表各６人，共计达１２名。

江、河南、、甘肃、、蒙古和广州特别区应指派代表“一律派定”。仍有“湖南、

④两省均属选举有争议。福建二省尚未指派”。

福建本来不属临时第１８次会议９２３所定代表“应由旅粤党员选举”的省份。１年１２月１７日，临时告知廖仲恺及上海执行部：“接福州支黄展云删电，闽省已举出

⑤。上海执陈群、林寿昌、李青松为大会代表”

行部也将福建当选代表名单报到广州临时，但未获确认、指派。在１２月２７日晚的临时会议上，闽籍中委林森等认为“福州、上海两次来电，选派大会代表，均不合手续”，主张在粤另行筹备选举。孙中山当场委派林森为福建代表选举筹备员，“拟日内在广州筹备选

⑥。比对后来的正式名单，福州报来的陈群举”

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时交通不便，且各省在北洋军阀统治下，改组尚未进行，无法开会选举“推派代表”。担心到会人数不足。赣桂滇湘黔各省党员在粤者甚多，９２３年１２月纷纷要求由在粤党员选出代表。１

１７日，临时第１８次会议决定允许各省“定期在粤开代表选举会”，并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各省筹备员；由于一大会期定在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５日，临时致函当时在上海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大会期迫，除赣湘粤滇桂黔闽外，请催上海及各省同志，速选出大会代表，并将应推荐大会指派代表各单

②。结果，部分省区产生当地选举和旅粤详复”

等三人均被取消代表资格。福建堪称“旅粤选举”推翻“当地选举”之典型。

广西则是“当地选举”与“旅粤选举”同等效力，进行合并计票。广西旅粤党员于１月１０日下午在东堤二马路新广西会馆开选举会，各党员依规定手续投票后，由筹备员苏无涯宣布梧州办理选举之经过情形，并将由梧州解到之票匦指示大众，征求各人之意见。后经执行委员会议决，将在粤党员所投之票先行开视，次将梧州党员所投之票当众公开，两地选举票“合并计票”。

２．选举弊案问题

各省旅粤党员的一大代表选举发生弊案，是比较普遍的情况。

选举舞弊案有多种形式。据苏联顾问观察，

选举两批次代表，引发代表资格问题，并导致代表总额超出原定名额。

（二）旅粤选举风波与舞弊案

要厘清等人的代表资格风波始末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代表选举规则的变更与冲突的问题；二是代表选举弊案问题。

１．规则冲突问题

据《广州日报》报道，１９２３年１２月下旬，各省有滇湘赣黔桂等省，在粤筹备选举一大代表，各省筹备员名单如下：滇为李守璜，湘为唐之厦、王祺，赣为徐苏中，黔为王度、周仲良，桂为苏无涯、刘崛。各筹备员均已择定地点，组织选举筹备干事会，举办

③据报载，广东省登记事务，并定期开会选举。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６１页；周兴梁：《关于“一大”代表人数诸问题的考辨》，《党史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３１辑。

②③④⑤⑥

《催选代表》，《广州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大会代表之选举》，《广州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８日。

《指派代表人名录》，《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

《催选代表》，《广州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９日。

《近讯》，《广州日报》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和北京、上海两特别区的代表于１９２３年底前派定。到１９２４年１月６日，孙中山又将直隶、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川、云南、贵州、山东、山西、陕西、奉天、吉林、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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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

①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尽快加入。

记者，现通过谭总司令，为之疏通，准予补加

⑥登记，“想要响慕之诚，必为党部嘉纳也”。

关于湖南旅粤员代表选举之风潮，０日开始临时执行委员会从１月１

（直至１６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启事：“奉总理命：湖南代表选举票箱封存本处。兹定于本星期六阳历一月十二日午后一时在东堤惠州会馆开票，凡旅粤湖南同志届时请到场参视，

⑦可见，湖南旅粤党员选举已举行以昭大公。”

苏联顾问指称是“假选举”，但可能不觉得有问题，反而顺势推动“集体入党”。当时，投奔南方麾下参加“讨贼”各军，先后加入者“为数甚众”，连日派员至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接商”入党手续。该处以各军具此热诚，至堪嘉许，极表同情，一律准予入党，并派人赴各该军营内“宣传主义，使各兵士然了党义，竭诚

②拥戴”。

但发生了争议，故由临时介入“开票”。准确地说，就是发生了选举舞弊案。据苏联顾问观察，“在广州有许多湖南人，他们中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政客们收买选票。这一切引起了不

⑧。少、争吵和混乱”

（三）的处理决定

对于湖南等省的代表选举风波，临时曾多次讨论，并作出决定。根据《廖仲恺年谱》和党史著作摘录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决议，足以厘清事件之本末。

１９２４年１月３日，在广州举行的临时

〔苏〕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５８页。

②③④⑤

的党报《广州日报》的评论这样说：此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区之选举代表，“吾人固承认其较为完善者也。然亦微闻有数省区因选举而闹风潮者。故此次当选之代表，

③在发生称职者居多，不称职者亦难保其无”。

选举风潮的各省中，湖南、江西影响较大。

９２３年１２江西选举弊案为“诈术获登”。１月２５日至１９２４年１月２日，在江西会馆内办理选举登记期间，有党员张振民（周道万交易、蒋香九等持多人名单代填表登记，选所文牍）

务人员宋章徇情代登；更有西路总部卫士连连长纪严等，督率兵士２０余人，蜂拥入处，强行填发４０余人登记证章，导致登记处秩序大乱。江西办理选举人饶宝书等将“违反党德一切确据”呈文大元帅。孙中山得报后批令省会

④不过，江西旅粤党员局吴铁城“查办”。

①

９２４年１《山陕豫军一致入党》，《广州日报》１月１２日。

菊似：《选举制在中国之失败》，《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３日。

《赣党员选举代表风潮》，《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２日。

《赣滇选出代表》，《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６日。关于周道万，上引文耀奎的文章写为“周道寓”。但在《文献》收录的一大代表名单中写为“周道腴”。

⑥

《湘军官纷请入党》，《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５日。在此前后，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以筹备员名义连日在《广州日报》刊登“启事”，就党员登记、选举筹备事项广而告之。唯独未见湖南的类似广告。可见，湖南旅粤党员的选举，在程序的规范性问题上不如上述省份。

１月１３日在九曜坊广东教育会开选举会，周道２４票、胡谦１１４票、徐苏中１１３票。周万得１

⑤道万仍高票当选。

同样是“登记”不实问题，在湖南旅粤员的选举中被《广州日报》当作“正面”典型进行报道。湘军自入粤后，官佐由谭延介绍，“纷纷入隶”。１月３日为湖南旅粤员选举“登记之截止期”，其有官佐，前因要事阻碍，或公务出省，不及依限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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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⑦

《中国临时执行委员会启事》，《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１０日。其他各省在粤选举的“公鉴”、广告，均由各该省旅粤代表选举筹备处名义刊登，无关临时中执委。

〔苏〕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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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举案”，决议“仍俟廖仲恺返粤再定”。

三

下面再结合其他史实进行比对互证，就上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作出合理推论或判断。

（一）的代表资格问题无关弊案从《广州日报》报道和苏联顾问的观察可看出：发生弊案的是湖南旅粤党员代表选举，而不是湖南“当地”的选举。两场选举毫无关系。例如，李维汉在广州当选，但他

⑥。广州弊案发“完全不知道被选为代表的事”

１月７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临时第２４次会议，再次讨论湖南省选举代表案，决议：“该省选举已发生舞弊，而大会日期已近，又不能再行选举。应将该省选举时封存之票由本委员会定期开票，将所得多数者位次列出十二名，

②结果，得票多者为林伯渠、呈请总理选派。”

生之时，正在经上海赴粤参会的途中，尚未抵达广州。选举弊案诚非“捏造”，但与等人无关。等三名湖南代表经由上海执行部上报广州临时，没有所谓“上海执行部遂揭发其假冒行为”的问题，意图否认等人代表资格的是旅粤湘籍员。

等人代表资格风波的发生，源于临时所定之选举规则的变更。应该说，的当选在程序上符合的规定。按照廖仲恺的说法，各省党务情形不同，有可公开者，有应秘密者。所以选举手续也不相同：有在上海进行选举者，有在广州进行选举者，

⑦在军阀赵恒惕统盖各省之有不能公开党务者。

李维汉、邹永成。“选票封存”“开票”，湖南弊案显系尚在进行中的旅粤党员选举。这就是说湖南代表选举实际上有两案：一是在粤党员否认湖南选举的效力；二是在粤选举发生弊案。

１月８日，廖仲恺返抵广州。１月１４日，廖仲恺出席临时执行委员会第２６次会议。关于湖南选举代表案，会议经过讨论后，“总理将获票最多数十二人选派林祖函、罗迈、邹永成三人，并同时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三人；至在湖南所选出之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而

③。这是国内外相关论著乐于援引的无表决权”

治下的湖南省，没有公开活动的政治环

〔美〕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第２３４页。〔美〕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第２３５—２３６页。当时，驻粤“客军”以湘军和滇、桂军为多。其中滇桂军多驻扎省城，湘军则在东江讨陈（炯明）和北伐讨赵（恒惕）前线。这势必影响选举召集。例如贵州旅粤党员选举，“在滇军中服务者，在前方不能来省，故到会者只数十人。”《代表之选出》，《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

③

材料，但多数将最末的“而无表决权”删节。

１月１８日，临时第２７次会议决议“国内各省及海外分部如由当地选出已经到粤之代表，一律呈请总理加派”，并决议等代表资格，亦可照此决议案办理。党史机构也承认“等三个党徒亦遂侥幸取了

④。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

①②

至此，代表资格风波落幕。后来“开会时

⑤。但内地代表同时莅止，总理特命一并出席”

《国父年谱》下册，第９９１页；《中华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６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２６２—２６３页；〔美〕陈福霖、余炎光编：《廖仲恺年谱》，第２３４—２３６页。

方面坚持的代表资格“被剔除，惟准列席大会”，这就与收录材料相互矛盾了。方面的论著几乎都没有注意到第２７次会议的决定，相关表述与第２６次会议的失效决定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廖仲恺年谱》记载了１月１８日的第２７次会议，但没有记载相关决议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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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④⑤

《中华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６月），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范体仁：《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新》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日。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８页。

范体仁：《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新》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０日。

党史研究

①。上海本部“来信请写毛石山，莫写”

泽东等三人确是“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７次会议又有了新的决定；而且在事实但是第２

上，在大会上并非无表决权。

１．海外分部办法的变化

等代表的表决权问题，要从“海外分部”的权宜措施说起。按临时的分配方案：海外各属华侨代表１２人，推选以总支部与支部为限，支部之下的分部无选派代表之权。不过，有的分部已推出代表并启程归国。１９２４年１月７日，临时决议准许此等代表列席，“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川资旅费也不

⑥这也是“发给”。列席代表”的政治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右派指责等人选举“舞弊”，是基于“”偏见，并与真正的舞弊案混为一谈。在他们看来，党千方百计争取各地选出的代表名额。若干地区发生代表选举的纠纷，都是由于“分子”企图包办、冒充与控制的结果。按照这个立场和标准，在党籍的一大代表中，除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沈定一、谭平山等五位经由孙中山“指派”者外，其他推选（推派）代表如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朱季恂，湖刘伯垂）、李隆郅（李立三）、廖乾北的刘芬（

五，山东的王尽美等，其当选皆出于“垄断把持”的结果。如汉口员，即曾于大会开幕后集体上书孙中山申述刘芬等三人代表资格之取得未尽合法②。这就是说，等人的代表资格问题，不是程序上的“选举弊案”，而是右派的政治指责。

右派对、夏曦“未能发展国９２３年夏，湖民党之组织”的指控也不成立。１

学界），学南已组织四个分部：一分部（

生１５０余人，教职员２０余人，新闻界５人。二工界），党员１３０余人。宁乡第三分部，分部（

１０余人。江西萍乡第四分部，１７０余人，总计党员５００余人。９月，在长沙开设四分部联合办事处，分总务、党务、财务、宣传、交际五科

③后陆续组织各支部和湖南总支部。到办事。

问题是后来出现了变化。１月中旬，海外华侨代表“以海外分部代表来粤者甚多，若无表决权，则殊失海外同志之心”，公推澳洲暨南太平洋群岛总支部代表黄右公、加拿大代表刘（黄）季陆、墨西哥代表余和鸿、西贡薄寮代表何觉非等，联谒孙中山，“请准海外分部代表，得列席有发言权表决权”。孙中山允许增加海外分部代表６人。海外分部代表仍觉“海外同志人数多众，为额甚少”，又由黄右公等提议，孙０人，由各总支部代表推荐指中山允准再加派１

２人，海外代表共达２８人。所派，加上原定１

⑦加１０人由总支部代表推荐指派。

由于海外同志仍不满意，临时乃谋根本“补救”。１月１８日召开的第２７次会议决定：“国内各省及海外分部如由当地选出已经到

①②③④⑤

《书信选集》，第２４页。

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２５７—２６１页。《中国湖南省第三届执行委员会报告书》（１９３４年４月），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１－１．２。旷昕：《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湖南建立略述》，《求索》１９８４年第６期。

据研究，１９２３年底由湘入粤的谭延系湘军就达３万余人（早已在粤的程潜系湘军，官兵也多系湖南籍），而素有“集体入党”传统。参见刘高葆：《谭延系湘军与广东政权（１９２３—１９２６年）》，《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７２页。

１９２３年底，党员数发展到９００多人④。

但部分湖南旅粤员，不接受党“包办”三席代表。就党员数量论，除党政界外，驻粤湘军谭延、程潜两部有上万人乃至数万人，员可能达数千之多⑤。相比较而言，湖南旅粤员的选举并未被党人垄断。可能是为了平息这种不满情绪，临时在确认等代表资格的同时，加派李执中、谢晋（秘密党员）、刘况三名代表。

（二）等非无表决权之列席代表按照临时第２６次会议决定，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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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⑦

《中华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６月），第１０５页。

《华侨代表增派额数》，《广州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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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外，其余三项分别交审查或中执委参考。

外代表名额进一步扩大。从后来的名单看，“海外华侨代表”人数为３９名。其中“选出”代表１３人、“指派”代表１３人；分部代表１３人，包括上述曾联谒孙中山的西贡薄寮分部代表何觉非，以及澳门代表蔡乡林、暹罗分部陈美堂②。至此，海外分部代表问题得以解决。等人作为“由当地选出已经到粤之代表”，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代表资格。

２．大会议事日程的观察

按临时原定方案，代表总额１４４人，实际上在２００名以上。在有关部门依据档案整理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并无所谓“列席代表”，为湖南“推选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规则》，也没有“列席代表”与“表决权”之规定。这就是说，原定“列席代表”已转为正

③式代表。或者说“列席者”未计入代表名单。

是在湖南当选一大代表，与在广州发生的湖南旅粤员选举舞弊案无关。代表资格问题的发生，源于选举规则的变６次会更，至于处理结果，临时第２议决定按“海外分部”办法，为无表决７次会议决定，“国权的“列席”代表，但第２内各省及海外分部如由当地选出已经到粤之代表”一律加派为正式代表。同时，在代表名单中他们均系正式代表，会议文件中也没有“列席代表”的规定；事实上，在一大的会议中充分行使“表决权”，有效促成或否决相关提案。方面将与选举弊案联结，是基于政治立场的门户之见；代表资格问题的发生与处理结果，体现了国共双方在代表选派问题上的斗争与妥协。而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否认的正式代表身份，则是有意６次无意地错误引用失效的临时第２会议决定所致。对于这些不实之论，我们既不能盲从，更不能回避，唯有直面问题，通过完整解读系列重要史料来厘清历史。

（本文作者　　广东党校副教授　广州　５１００５３）

（责任编辑　　吴起民）

①②③

从大会会议录的记载看，发言踊跃且精准，甚至掌控议题，似非列席代表之所为。９２４年１月２０日讨论《组织国民之例如，１

必要案》，１月２５日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８日讨论《中国章程》时广案》，１月２州代表方瑞麟提出的提案，都适时发言停止讨论、提请大会“付表决”，均获采纳。还在大会上发言直接“”有关提案。例如１月２９日，北京代表谭熙鸿提出“本党设立研究会”案。说：“本席反对本案”，“本案精神可以成立，条文则不能成立”。同日，加拿大代表黄季陆提案“请采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两次发言表示反对，甚至说：“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

④他的反对皆达预期效果。倘非有不能表决”。

《中华史事纪要（初稿）》（１９２４年１月至６月），０５—１０６页。第１

罗家伦主编：《文献》第８辑，第１１０２—１１０３页。《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１８０２页。《文献》收录的代表名单末尾特别说明：“列席者，临时执行委员会六人”，换言之，其他均为正式代表（参见罗家伦主编《文献》第８辑，第１１０３页）。在《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多次“列席”会议的是秘书长刘芷芬。

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会中岂容如此高调发言？

９人名单、经名列党章审查委员会１

孙中山提名当选候补执行委员，也非一般“列席代表”所可享受者。在一届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十项议案有四项由

⑤④

《中国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１４号，《中国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６２—６３页。

《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１２６·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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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