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和《潜规则》是我所读过的最具有创见性和启发性的书之一。
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么？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水浒《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但是细读《水浒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比如抢来20车财物，先分成两份，第一份入库，作为梁山泊的“财政储备”，另一份马上分。怎么分呢？再分成两份，一份是梁山泊的一百零八个头领，剩下的才是小喽罗的，如此算来，梁山头领的收入是喽啰的68倍。
我们历史上所有的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传统的农民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
在中国文化中，大家都把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以《关东马贼》为例，书里写到的几千人，当时土匪的死亡率是38%，而当一个平民，死亡率是50%，而且，当土匪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当土匪了，也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土匪在世界历史上是最多的。
我在两书之前读中国的历史，总有些想法模模糊糊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究竟是什么，却有说不清道不明。一见两书，我直拍案而起，他在书中用翔实的资料还原了历史的原貌，将我心中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断想呼之而出。可惜的是，不知是否是因为某些原因，吴先生的书对很多已经只隔一层窗户纸的论断并未直书，我在此狗尾续貂替吴先生讲出他想讲而未能的话，以飨读者。
吴思先生两书，以字里行间透出的中华民族普通百姓的血泪印证了我的猜想，中国的官场其实就是一个以压榨老百姓民脂民膏为第一要务的匪帮盗团。正是这个集团，从最低层起，以税、赋、役、火耗、摊派等税务负担，到用灰牢、班房、“贼开花”等司法勒索，甚至到贪污克扣赈灾济民、兴修水利的公共财政钱粮扒僚的饭碗去最后一点帝国伪善的遮羞布，无所不用其极地进行对老百姓的掠夺。然后将这些财富，再通过所谓冰敬、炭敬、别敬、润笔费、钦差费，程仪等花样繁多，巧立名目的行贿方式，有组织有步骤有规则地从下级到上级，从到地方，从九品到一品层层不落地分配到帝国的整个官僚系统。像一颗大树一样，把银子像养分一样从根部吸收通过树皮树干的传输一直输送到全身。对于这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吸血系统来说，什么以民为本、安邦定国不过是空话，判司法修水利办教育不过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其实就是披着合法的外衣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用周恩来1946年1月16日代表中国党代表团在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时，做了《关于国家化问题》的发言中的一句话总结：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山寨文化”？这算是题外话了。参考：山寨文化是如何笑傲江湖成为政治寓言的？
“均”是正常社会的不正常话题
中国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从不正常或者可以说很不正常的社会，过渡到正常社会的过程。一些人类社会的常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被承认，人们也能像这个世界其他多数地方的人那样，踏实地过日子——可以大声说，人是要吃饭的，生病是要看的，不必问是哪个阶级的；可以养鸡养猪而不担心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可以发家致富不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到了芜湖傻子瓜子年广久事件出来之后，连雇工办企业都可以了，慢慢地，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世界终于松了口气。
然而，逐渐正常的社会，依然会有些不正常的话题，穷和富就是一个。忧心差距
过大，倒是情有可原，但是，眼下穷人和富人变成了道德上的两极，对穷人说不得不好，对富人说不得好。茅于轼先生说了句“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孙立平先生提到，穷人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堕落得更快，都像捅了马蜂窝。
一些人担心穷人仇富，一些人要清算富人的“原罪”，一个古老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均”。提到“均”，无论担心还是欢呼的，都觉得这就是中国的传统，无论如何都具有正当性，因为，这是穷人立场上的话。
不错，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期性的“均”，但那多是历史的非常态，历史更多呈现的是它的常态，大家安稳和比较安稳地过日子，发家致富。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其实只适用在贵族之间调适，不能拿来推而广之。在这个阶段，大家大体上都能和平相处，正在富的小康之家，和已经富的大户，基本上都能过上踏实的日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辛苦一场，就是为了发家致富；在世界各个民族中，大概没有哪个民族有中国人这样强烈的求富意识。即使在所谓的非常态社会，也是因为政治出了大问题，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活，大部分人无法按正常渠道上升，因而秩序混乱。而在混乱中，“均”成为某些势力动员群众的口号，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实，凡是打着“均”旗帜的农民起事者，财富最后都均到首领那里去了，最贫弱的百姓，只有化为白骨填沟壑的资格。所以，“均”只是穷人中的少数强人的话。
真正的传统，实际上是国家政权的军国主义对所有人、当然尤其是对富人的剥夺，这就是所谓的法家传统。这个传统的盛世，如秦汉，国家可以随意把成千上万的富户，连根拔起，迁移到其他地方，或者借口国家需要，无偿征调富人的财产，把商人打入另册，只要等到他们养肥了，就让他们为国家无偿奉献。好在，多数的王朝这种军国主义还比较收敛，商人的地位也在逐步地上升，因此维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古代社会最为强大的
生产力，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和巨大的财富，让后人直到现在都有东西可挖，走私出去换美金。
不错，眼下中国的差距是很大，但是最富的人其实是凭借权力为自己谋私的人。而很多人眼中十恶不赦的民营企业家，即使跟某些什么产业也不沾的大贪官比起来，财富的总量也可能是小巫见大巫。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现象是我们法家传统在新的条件下的变种。
不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在道德上的确没有他们的老一辈那么光彩，权钱勾结的事也没少干，在挣第一桶金的时候，更是很难干净。但是他们的行为，毕竟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印记，当国家政权没有给自己的公民提供致富起码的政治和法律条件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谴责某些公民的不当行为？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投机倒把”罪，不是前几年才撤销的吗？按这个罪名，现在该有多少人违法？即便是权钱交易，在有权的一方设租寻租的前提下，单方面谴责企业家，也是不公平的，毕竟，权和钱之间，有大恶和小恶之分，放过大恶，把板子都打在小恶头上，事实上是更大的扭曲。权力不仅可以剥夺富人，事实上也可以剥夺穷人，这在征地和城市拆迁上表现得特别明显。警惕和这种剥夺，才是每个有话语权的人所应该格外重视的问题。
正常的社会，是按常识行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发财致富，是正常的，不应该受到谴责的平常事。
差距大 美国人为何不仇富
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上，穷人和富人应当说是两极。而在社会关系上，穷人与富人不应当是天敌。联合国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世界大国中，中国的差距或
者说是两极分化名列第一位，美国名列第二位。
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是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国家，但两国的富人心态和民众对于富人的看法却大不相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财富的两极分化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拥有更多知识和技能的人群将比低知识和技能的人群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主张绝对财富平等的社会，社会发展和实践证明这样的社会缺少发展的动力，一个锅里喝粥，喝道最后还是粥。而在实施公平式福利的社会，经济可以发展但缺少强进势头，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易于下降。因此一个社会的两极分化本身不是问题，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能够成为问题的是社会如何形成两极分化，这种两极分化是在一个公平竞争基础上产生的自然结果呢？还是由于权力、体系造成的人为两极分化。
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美国有114万个个人和900万个家庭拥有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有3000万人，占美国人口12%的人年收入在25000美元以下，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穷人的人。
尽管美国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却没有仇富的心态。美国的富人基本上是由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靠自己的才能和勤奋，登上社会阶层的高梯。第二是靠继承父辈的财产而成为富人。社会所秉持的公平竞争法则使很多出身贫寒的人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一步步积聚财富而成富有之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曾对美国民众如何看待富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认为他们羡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憎恶富人。
在美国通过继承父辈遗产而成为富人的比例一直很低，在福布斯杂志中上榜的美国富人绝大多数都是生长在普通人家，他们主要靠自己智慧和一种奉献精神来获得财富。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发家史人们耳熟能详，他的财富已到了富可敌国（当然是敌别的国）的程
度，但美国人有憎恨比尔盖茨的吗？如果说有，也只能是微乎其微，相反人们肯定比尔、盖茨和微软公司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的发明，这一发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而且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
沃尔玛公司的沃尔顿家族拥有世界上最大零售连锁店，家族拥有的财富超过600亿美元。沃尔顿家族在全球的连锁店有8000个，每年的销售额达4000亿美元，雇用员工2亿人。美国人嫉妒或是仇恨沃尔顿家族吗？没有。相反更多的美国人还是感谢沃尔顿家族在40年前白手起家，为美国人提供了千万计的就业机会以及为消费者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生活用品。
美国两名学者曾写过一本书《阶级斗争》，该书引用民调数据称，75%的美国人认为，即使他们是一贫如洗、白手起家，他们还是有希望成为富人的。另一份民调显示，81%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将会比父辈更加富有，59%的人甚至认为经过努力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阶级斗争》一书作者指出，美国的差距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如何缩小差距，美国人有自己的思考。作者认为缩小差距不应当是劫富济贫，不是靠通过强制性手段来缩小差距，例如对富人征收超高的所得税，而是要过鼓励个人奋斗、社会体系保障人人有公平竞争机会来实现。
美国最富有的人当中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的，这些最富有的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是通过来积聚出巨额财富的。在美国，成为富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可以解释成为什么美国人不仇富的一个原因。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也相信通过个人的努力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依赖他人、依赖、依赖关系而致富，这不是美国富人所走过的路。而最关键一点，美国人并不希望通过或是阶级斗争的方式来缩小差距，而是更看重社会能够保障人人都有公平发展的机会。
那么对于现在财富已经高度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那应当怎么办呢？根据2009年的一项调查，68%的美国人认为金钱和财富应当在大多数人中更加公平地分配，46%的人认为应当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收，以使财富能够重新分配。
在美国不同党派的民众中，对财富是否要更加公平分配问题态度有所不同。共和党籍民众有30%的人赞同财富应当更加公平地分配，而民主党籍民众赞同这一观点的人有84%，无党派民众赞同这一观点的人有60%。
41%的美国民众强烈地主张要重新分配美国的财富，以使得财富分配更加合理、更加平均，而应当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32%的美国民众则反对重新分配美国的财富，他们认为现在美国对金钱和财富的分配是公平的，他们也反对向富人征收更多的税。15%的民众认为美国的财富应当更加公平地重新分配，但不是通过由对富人多征税来实现。
这个制度与文化系统具有三个性质：
1、自“净化”性。
清官在这样的官场，面临是这样的处境，你可以廉洁，但是你不给你的上司送礼，上司总要整治你这不懂规矩的，你的上司不但自己要花，还要钱给上司的上司，你不送礼挑战的不是上司的一点“不义之财”而是你的上司的官位甚至于身家性命，乃至整个官场通行的规则和官僚的饭碗。你不能阻止你的下属，否则他们联合起来给你小鞋让你死得不明不白，你不能参劾你的同僚，他们自有上家保着，相反还要联合起来反扑。你家财万贯打发上面，肥了下面，团结了中间，还是有人会觉得你清高异类。清朝康熙年间向户部借债不还变相贪污成风，有个还是个状元，也向户部借一两银子。为什么？就是为了表示“合群”，惟有贪污了，才是领了官场的投名状，可以蛇鼠一窝狼狈为奸了。通过这
种“自净化”，官场终于同一了意志，实现了共存共荣。参阅：再论君子斗不过小人，中国社会君子与小人分析
2、排他性与唯一性
天大事莫过于造反，因为这相当于抢走朝廷上下几万官吏的身家饭碗，会激起不惜一切的疯狂反扑。除了同是官场同道之外，其他任何人，只要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内成员），就大可以来敲一笔，刮一刀。许多人以为中国封建历史里面最大的矛盾是地主与农民，其实错了，没有后台的地主在官吏眼中是更大的肥羊，迟早是要家破人亡的，真正如鱼得水作威作福的地主，不是家族子弟中有官，就是捐了个员外秀才监生，已经成为了内的成员。所以中国封建时代最大的矛盾，不是什么地主与农民，而是整个官僚系统与百姓的矛盾。参阅：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
3、半开放性
这么一个横征暴敛的系统如何能够行之有效地畅行千年，总要有些秘诀在。这个秘诀就是绝不封死外人士进入内的机会。若是进入的机会封死了，那天下英雄过剩的精力迟早会发泄到推翻自立门户的方向上去，不如给个机会让他们心存幻想把过剩的精力发泄到别的路子上。所以科举制诞生，李世民笑曰：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一语中的！选材举能科只是科举的副业，让天下才人能人都来挤独木桥，千载万世地休了自立门户的心，至于考的是什么从来都不是重点，任你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你懂得官场玄机，你懂得察言观色，你懂得维护着官场潜规则与子曰诗云有什么相干？李泽厚早就说了，若是罢黜百家，独尊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那老子必是大圣至成先师，庄子便是亚圣，四书五经一定变成《道德经》《逍遥游》之类，后人再发明什么阴阳，玄牝，什么气学，道人合一之类的词辨来辩去。我再给他补充一句，这样的话，科举考的也一定是天地道法之类
的题目，贡院里也贡着李老先生的像，中国仍旧是这般情景，没什么大的区别。归根结底，儒学不过中国封建王朝用来举行“怀柔剿抚”的一个课本，所以我在两年前和儒学研究网的贴子就专门说过，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祖先的宝贵遗产，研究传播当然可以，但是最多与老庄孙诸子并列，为学术研究之用，若要复成什么国教正统，立邦之本，那是重新走上了被利用，被歪曲，真正的精华被践踏的老路，和武士道一样变成愚民工具，断不能行！参阅：读史：论儒学精英精髓，看心奴为虎作伥
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答案已经很明确，我们上面已经讲得很清楚，正是因为官僚系统对所有对象，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几乎无差别对待地进行勒索敲诈，而他们只忌讳一种对象，就是同属于这个官僚内的人，因为这种人具有自卫和反击的能力。这样一来，只要中国产生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最终选择只能有一个：退出商界，在地方上买田置宅，然后让子弟读书博取功名，或者用钱捐一个官，总之成为官僚体系的一员，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中国的封建历史是有两个阶级，但是那不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而是阶级和非阶级，中国历史的确有一对矛盾，但是这对矛盾也不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而是体系内或外两个阶级的矛盾！参阅：就是请客吃饭，中国历史是一部舌头史
欧洲为什么产生了资本主义或中国走向歧路的原因？
其实一言以蔽之，竟在于“天下”二字——。
欧洲使用的是和中国完全不同的权力分配方式，在中国，天下只有一个所有人，就是皇帝，除皇帝以外，所有的各级官僚都只不过是皇族的“雇员”，因此尽管上到总督巡抚下到县令，都有能够一手遮天，有令百姓破家灭门的权势，但是对一切后果却无需负责，地方富饶，他若是没有嘉奖他就一分不得，地方贫瘠，他也一分不亏。我把它称之为权责
不对称，也就是他的权力不对后果负责。既然他对权力不受节制不付后果，那么毫无节制的滥用就不可避免。我把这种由于非所有权者行使政权的堕落的必然趋势叫做“代理人堕落法则”，从这点可以看出，集权制度的所有的代理人都必然受这个“堕落法则”的支配。整个帝国就在官僚代理集团的中滑向深渊，一直到民众所受的掠夺到了死亡线上，便产生大规模性的，最终王朝兴替，所有的在维持了不长的清明之后，重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潜规则”，历史重演，周而复始。
西欧情况不同在于，欧洲的加洛林王朝是最早采用领地和采邑制度的国家，查理曼大帝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庞大的。于是他将征服的土地划成小块，连同上面的农民一起，分封给有军功者，在查理曼死后，帝国四分五裂，这些采邑和领地就成为了领主的私人财产并且可以世袭。而且，不但君主将土地分封给领主，领主还进一步将其领地分割分封给下级的领主或者骑士。这样一来，所有者可以直接治其辖领，对领土的征敛就会考虑到长期利益最大化从而保持在相对合理的范围内。
分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相对制衡了暴力，整个官僚集团的掠夺和压榨是一种“血酬”，中国大凡大一统的王朝，外患总是肘腋之疾，帝国供养的庞大不是为了防御外侮，而是为了农民巩固统治，西欧情况则不同，西欧国家的帝国周围强敌环伺，领主的武装是君主与领主契约要件的一部分，主要是对外的，而且领主之间互相窥伺，这就削弱了领主武装实际上可以用于农民造反的力量，试想一个无外患的王朝，可以倾其所有来，可若周围强敌环伺，那么总要留有自卫的余地。这样一来，领主和领民角力的天平也可以向领民的方向稍微倾斜一些。
分封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了农民以选择的机会，如果你在这里过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他领主的领土上去，对于领主来说，从事生产的农民是他的财富，对待这样的人，孔夫子在春秋天下说了一句话“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而中国一旦统一了，
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无所谓来之，当然更无所谓安之了，那还有谁修那劳什子文德啊？
正因为在西方，国家是的，领主是相对较弱的，在武力无法压倒领民的情况下，领主对领民就要进行相对的让步，所以，为领主提供税款的商人和农民的地位就相对于中国要高，事实上就是用经济换到了地位。在尼德兰地区甚至出现了城市自治和区域自治，这种自治事实上相对弱小的领主将领土治权“卖”给市民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最终在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那么回过头来再中国，是什么给了中国官僚集团空前强大压倒一切的武力呢？正是这个集权，统一，强大的帝国！参阅：朱元璋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
正因为以上这个原因，在西方和东方，对税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重视纳税，曾经有这么一句话“人活着有两件事情决不能停止，一个是呼吸，一个是纳税。”为什么？因为欧洲的资产阶级，用税买来了政治的地位，用税买来了相对宽松自由发展的环境，最终用税买来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乃至整个世界。可我们的税买来了什么？我们的税什么也买不到，他只不过是整个贪官污吏所制成的官僚系统所使用的一个相对“冠冕堂皇”的掠夺名目而已，我们怎么会对这样的税产生崇敬，乃至视为人生天赋的义务呢？参阅：从历史没有跳跃，谈历史有副私表情
当然，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欧洲的也导致连绵不绝的战火烽烟。我梳理历史的思绪，真的不知道也不想再比较，欧洲用鲜血染满，而中国用膏血铺就的历史的究竟是孰优孰劣